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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南宋初期士人使北活动及诗歌创作

文章作者:网站简介 上传时间:2020-02-15

(41)杨万里著,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卷一二三《宋故太保大观文左丞相魏国公赠太师谥文忠京公墓志铭》,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9册,第4759—4760页。

如上所述,南宋中兴时期一些使北士人心怀国家民族的大义和恢复中原的情怀,慷慨成行,展示出新的士风。同时,他们也将使北经历及其复杂多样的见识与感情形诸诗文,一时涌现出不少重要使北诗人。代表人物有洪迈、王之望、洪适、楼钥、范成大、韩元吉、姜特立、京镗、许及之、虞俦、李壁等。洪迈绍兴三十二年(1162)四月使北贺金世宗登位(43),七月归宋,时孝宗已即位,因此他可以说是中兴时期首位较著名的使北文人。其文集散佚,今《全宋诗》录其使北诗一首。王之望隆兴元年使北。是年南宋北伐失利,遣王之望等为通问使,与金议和(44)。今其《汉滨集》存使北诗一首。洪适隆兴二年使北。宋金和议后,洪适“首为贺生辰使”(45)。今其《盘洲文集》存使北诗三十四首。楼钥乾道五年(1169)为仲舅吏部尚书汪大猷所辟使北贺正旦(46)。有《北行日录》。今其《攻媿集》存使北诗九首。范成大乾道六年使北,祈请寝陵,并请更定受书礼,气节显著。有《揽辔录》。今其《石湖诗集》存使北绝句七十二首。韩元吉乾道八年使北贺金主生辰。有《朔行日记》,已佚。今其《南涧甲乙稿》存使北诗七首。姜特立淳熙十四年使北告高宗哀(47)。今其《梅山续稿》存使北诗五首。京镗淳熙十五年(1188)使北,因高宗丧礼冒死抵制金人宴乐,孝宗称其“为国家增气”(48)。今《全宋诗》录其使北诗二首。许及之绍熙四年使北贺金主生辰(49)。今其《涉斋集》存使北诗五十七首,《全宋诗》补录三首,共计六十首。虞俦庆元六年(1200)使北。是年光宗卒,金遣使吊祭,宋遣虞俦等报谢(50)。他有《使北回上殿札子》建议朝廷重视两淮农耕,以备边需(51)。今其《尊白堂集》存使北诗六首。李壁开禧元年使北贺金主生辰。其《雁湖集》已佚,今《全宋诗》录其使北诗二首。

②相关研究成果,著作如赵永春《金宋关系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胡传志《宋金文学的交融与演进》(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李辉《宋金交聘制度研究(1127-1234)》(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等;论文主要有景宏业《范成大出使金国所作诗艺术蠡测》(《晋阳学刊》1997年第6期)、胡传志《论南宋使金文人的创作》(《文学遗产》2003年第5期)、张高评《南宋使金诗与边塞诗之转折》(莫砺锋主编《第二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95—443页)、沈如泉《宋人洪迈使金事迹考论》(《史学月刊》2006年第7期)、张荣东《宋人使金诗考》(《北方论丛》2006年第4期)、吴河清《论曹勋的使金诗》(《文学遗产》2007年第5期)、李静《洪皓使金与词的创作、传播》(《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刘春霞《朱弁使金诗初探》(《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刘珺珺《许及之北征组诗中地理信息的诗学解读》(《中国典籍与文化》2011年第4期)等。

(75)如北宋仁宗至和二年欧阳修使辽,有《奉使道中作三首》其三:“客梦方在家,角声已催晓。怱怱行人起,共怨角声早。马蹄终日践冰霜,未到思回空断肠。少贪梦里还家乐,早起前山路正长。”(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五四,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3册,第769页)神宗时期苏颂两度使辽,作《前使辽诗》《后使辽诗》数十首,有多首诗作描写使途辛劳,如《初至广平纪事言怀呈同事閤使》:“双节同来朔漠边,三冬行尽雪霜天。朝餐羶酪几分饱,夜拥貂狐数鼓眠。光景不停如转毂,归心难遏似流烟。须将薄宦同羁旅,奔走何时是息肩?”《山路连日冲冒风雨颇觉行役之难》:“却到深山岁已残,西风连日作晴寒。尘埃季子貂裘敝,憔悴休文革带宽。往复七旬人意怠,崎岖千险马行难。三关犹有燕山隔,安得陵空纵羽翰。”(苏颂著,王同策等点校《苏魏公文集》卷一三,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74、176页)

(80)《范石湖集·石湖居士诗集》卷一二,第151页。

不过南宋使北文学创作则始于高宗时期。此期使北士人有些以其使北活动激发了时人创作,如韩肖胄、胡松年等(15)。有些则是其自身就有使北创作,如朱弁、洪皓、张邵、曹勋、周麟之等。南宋初朱弁、洪皓、张邵先后使金被扣,期间都有诗歌创作。朱弁结有《聘游集》,后失传。洪皓《鄱阳集》中也收录很多在北方所作诗文。他们的作品表达了羁留的愁苦、对宋的思念与守望,不过在金宋的流布都有限(16)。洪适又记载,“《轩唱和集》三卷,绍兴癸亥六月庚戌,先君及张公邵、朱公弁自燕还,途中相倡酬者”(17)。绍兴十三年(1143)使金还宋的洪皓、朱弁、张邵在归途中相互唱和,结为《轩唱和集》,今已不传,但这是南宋多位士人使北诗歌的合集,具有特定意义。

(25)不著撰人《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五三,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1995页。

(70)《涉斋集》卷六,《宋集珍本丛刊》,第61册,第38页。

(15)绍兴三年韩肖胄、胡松年等使金,李清照有《上枢密韩公工部尚书胡公》诗,表达对时局的看法和对中原故土的眷念(李清照著,徐培均笺注《李清照集笺注》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20—222页)。

(47)《金史》卷六一《交聘表中》,第5册,第1447页。

④李心传著,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二《奉使入北境车子数》,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700页。

(16)参见《宋金文学的交融与演进》,第26—30页。

(28)如乾道元年金遣完颜仲、杨伯雄等使宋报问,孝宗不下榻接受金朝国书,双方辩论十余日不决,宋参知政事虞允文与完颜仲等“交论榻前,辞色甚厉”,孝宗甚至欲扣金使,后因太上皇高宗出面,才未扣金史(参见施国祁《金史详校》卷六,《丛书集成新编》,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7册,第79页)。乾道九年金遣完颜璋为贺宋正旦使,孝宗遣太子接受金朝国书,完颜璋不从,孝宗即遣人至馆强夺了国书,完颜璋返金,难以复命,险些被杀(《金史》卷六五《完颜璋传》,第5册,第1552页)。

(13)如建炎元年朱弁使金被扣,绍兴十三年始归;建炎二年宇文虚中使金被扣,绍兴十六年在金被杀;建炎三年洪皓、张邵先后使金被扣,均至绍兴十三年始归。参见胡传志《宋金文学的交融与演进》附录《宋金文学交融简表》,第341页。

(68)《南涧甲乙稿》卷六,第2册,第97页。

自孝宗初年宋金和议后,双方全面恢复各种交聘活动。兹据《金史·交聘表》,将有姓名记载的南宋中兴时期使节与重要交聘活动进行统计(22),列为下表:

(34)《宋史》卷三四《孝宗纪二》,第3册,第654页。

(60)《范石湖集·石湖居士诗集》卷一二,第150页。

⑦《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一,第1196页。

(69)《范石湖集·石湖居士诗集》卷一二,第158页。

(74)《盘洲文集》卷五《次韵保州闻角》,《宋集珍本丛刊》,第45册,第83页。

南宋中兴时期,使北士人构成一个数量庞大的队伍,其中有很多重要诗人,形成一个令人瞩目的使北诗人群体,现存使北诗歌超过二百首。他们在使北期间,或慷慨陈辞,大义凛然;或侦探形势,以图恢复;或游览河山,眷怀故国;或私下周访,抚慰遗民。在新的时代,他们图强自振、慷慨豪迈的群体精神已与此前的使北士人大不相同。其意蕴丰富深刻、极具时代特色的使北诗歌,也成为中兴时期诗歌题材的重要开拓。具体来看,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三 南宋中兴时期使北诗歌题材的开拓

曹勋亦尤其值得重视。绍兴十一年宋金和议,曹勋使金,发现自燕山向北,被金掳掠的宋人在诸部落中三居其二,闻南使过,每每泣下,曹勋深受感动,创作《入塞》《出塞》二诗,成为其使北诗中的代表作。《入塞》云:“妾在靖康初,胡尘蒙京师。城陷撞军入,掠去随胡儿。忽闻南使过,羞顶羖羊皮。立向最高处,图见汉官仪。数日望回骑,荐致临风悲。”(18)史载靖康中金人“掠致宋国男、妇不下二十万”(19)。曹勋诗聚焦于蒙受苦难极深的宋人妻女这一特定对象,细腻传神地表现了被掳女子的耻辱遭遇与故国之思,朴实真切,凄怨伤感,堪称史笔。钱锺书《宋诗选注》收录上述二诗,指出曹勋使北诗第一个写出了一种“惭愤哀痛交搀在一起”的新的诗境(20)。总之,南宋初期使北士人能全节而归者少,使北诗人及作品有限,影响也不大,所以此期使北诗歌在文学史上虽有开创之功和特定时代意义,却还未成为南渡诗坛的突出题材。

(38)《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二《张诏使虏骤用》,第698页。

(62)《攻媿集》卷七,第2册,第111页。

二 南宋中兴时期士人使北活动与重要使北诗人

其四,表现使北行程的艰辛。据史记载,金朝例在九月遣使贺宋孝宗生辰,而孝宗生日在十月二十二日;又例在十一月遣使贺宋正旦。可见南宋都城杭州与金都燕京之间有一个多月行程,往返则需三个月左右。正如洪适所说“觉来屈指数修程,历遍中原长短亭”(74),南宋士人使金无疑是非常艰苦的行程,有人甚至死于途中。南宋中兴时期的使北诗歌,在某种意义上承袭了北宋使辽诗人描写出使行程的传统(75),对使北行程的艰辛也多有表现,而又具有新的时空特征。如洪适《次韵早行》称“夙驾星光动,徐行雾气迷。塞鸿翻月去,边马向风嘶。柝静谯门晓,轮欹沙路低”(76);《次韵车中倦吟二首》其二称“叱驭宁辞历险难,投戈且幸迩遐安。毡车轩簸长危坐,恰似舟行八节滩”(77),都描写了行走陆路的艰难。而许及之《渡江》:“扬子江头渡晓风,一舟掀舞浪花中。江神似恨频将币,不许和戎出汉宫。”(78)《漳河》:“出郭安阳漾碧波,黄流汩汩泛漳河。河滨饮水令人瘿,岸石其如腹疾何。”(79)则写出了跋涉水路的险恶。范成大使北诗对此亦多有表现。如他至河北,有《邯郸道》描写道路险峻(80)。至涿北燕南之间,有《灰洞》描写这段路程冈高路狭、尘土遮目的情形(81)。当然,南宋中兴使北士人在表现行程艰辛的同时,事实上也展现出他们战胜困难的勇气和精神。

(57)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卷二七四四,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2册,第32310页。

(79)《涉斋集》卷一七,《宋集珍本丛刊》,第61册,第121页。

(59)《范石湖集·石湖居士诗集》卷一二,第147页。

(61)《南涧甲乙稿》卷六,第2册,第97页。

(58)参见范成大著,孔凡礼点校《范成大笔记六种·揽辔录》,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1—13页。

其一,在南宋中兴时期的宋金交聘中,孝宗君臣一改高宗时的忍辱姿态,为更定“受书礼”展开不懈斗争。孝宗北伐失败后宋金签订“隆兴和议”,与“绍兴和议”相比,主要有两个变化:一是宋金关系由君臣改为叔侄,宋朝地位提高;二是宋给金的“岁贡”改称“岁币”,由原来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减少为各二十万两匹。南宋外交取得重要成果,但仍居屈从地位,也未改变高宗以来屈辱的“受书礼”,即宋朝皇帝要起立接受金朝国书(27)。因此孝宗君臣围绕受书礼在两条战线上展开了斗争。一是在宋廷与金使的斗争(28),二是使北士人在金廷的斗争。如乾道六年(1170)范成大使金,向金世宗进国书,求寝陵,继而不顾礼仪规定,递上私信,求免宋朝皇帝起立接受国书,他慷慨陈辞,几遭杀身之祸,但不为所屈,全节而归(29)。同年宋翰林学士赵雄又使金,“止奉迁陵寝及正受书仪”,赵雄“既见金主,争辨数四。其臣屡喝起,雄辞益力”,结果仍未改变受书礼,但其气节为人赞叹,金人谓之“龙斗”(30)。此后,南宋使北士人依然前仆后继。如乾道八年(1172)姚宪等“使金贺上尊号,附请受书之事”(31)。淳熙元年(1174)张子颜等使金求更定受书礼(32)。虽然孝宗与中兴使北士人要求更定受书礼始终都未成功,但其斗争精神值得肯定(33)。

(30)《宋史》卷三九六《赵雄传》,第34册,第12073页。

(36)《宋史》卷三六《光宗纪》,第3册,第705页。

(32)《金史》卷六一《交聘表中》,第5册,第1433页。

宋与辽、金等政权的关系史、交聘史,几乎是贯穿两宋的一个主题。两宋士人因出使辽、金而产生的使北诗歌,也成为宋代文学中富有历史意蕴与时代特色的诗歌题材。但学界有关这一议题的研究还有待深入,不仅对相关历史事实、政治制度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发掘不足,也很少从历时性角度考察其发展变化。本文集中考察了宋室南渡至中兴近百年间南宋士人使北活动的历史面貌与其精神风貌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南宋中兴时期使北诗歌题材的开拓及其表现。

(86)(87)《盘洲文集》卷五,《宋集珍本丛刊》,第45册,第82页。

(53)《攻媿集》卷七,第2册,第110页。

①[法]丹纳(H.A.Taine)著,傅雷译《艺术哲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103页。

(54)范成大《范石湖集·石湖居士诗集》卷一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6页。

据上表可见,南宋中兴时期约半个世纪,宋朝使北之士数量众多,仅表中有姓名记载的就有二百人次以上,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其中很多是为人所知的历史人物。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宋金之间都是稳定的和平相处状态,双方使节往来更是络绎不绝。而无论是从交聘活动次数还是使节数量来看,常规的礼仪使都是最多的。在此期间又分别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宋朝北伐与宋金和议,即孝宗初期张浚北伐与“隆兴和议”、宁宗前期韩侂胄北伐与“嘉定和议”,还有宋金之间在政治上的长期博弈,因此南宋泛使的数量也很多,他们与宋金外交、和战等军政问题密切相关的交聘活动,在历史与文学史上都有重要影响。

其一,表现对国土分裂、神州陆沉的感慨。南宋中兴时期发生了整个南宋仅有的两次主动北伐,然都失败。这无疑给时人特别是亲历中原的使北士人尤为强烈的冲击,他们不仅会更清醒地认识到国土分裂的无奈事实,也会更深刻地感到恢复中原的不易。这种认识与感慨成为中兴使北诗歌的突出内容,像洪适、楼钥、范成大、韩元吉、姜特立、许及之、虞俦、李壁的诗作都有集中表现。如隆兴二年洪适假翰林学士使北,时南宋刚刚北伐失利,其《使虏道中次韵会亭》诗描写了云烟落日中的旧宋故堞和孤村父老,并悲愤地感慨“分裂时云久,澄清敌未吞。春光满花柳,天道竟何言”(52)。楼钥待次温州教授之际被辟使北,时居下僚,但也极具使命感,其《泗州道中》描写“行役过周地,官仪泣汉民”,并感叹“中原陆沈久,任责岂无人”(53)。范成大更有近十首此类诗作,如《双庙》说“大梁襟带洪河险,谁遣神州陆地沉?”(54)姜特立为人不足称道,但使北之际也哀叹“中原旧事成新恨”(55)。与中兴前期相比,越到中兴后期,随着时日迁延而恢复无期,使北诗人似乎越少了一些激愤与问责,而更多一些无奈和凄凉。如宁宗朝虞俦《回至南京闻杜鹃》称“伤心满目旧山川”(56)。李壁《使金诗》称“如此山河落人手,西风残照懒回头”(57)。总之,南宋中兴使北诗人的此类作品,与同期未曾使北的其他爱国诗人作品若合符契,相互呼应,共奏出一个时代的心声。而相比之下,亲历故国的使北诗人作品更有现场之感,从而具有独特历史意义。

(46)楼钥《攻媿集》卷一一一,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0册,第1569页。

就高宗及使北士人心态与精神风貌来看,亦少有振作之举。重点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南宋遣人使北之际,君主忍辱苟和,务求偏安。如绍兴十一年(1141)宋金议和,曹勋使金,临行,高宗涕泗横流,请曹勋央求金主,“使父兄子母如初,则此恩当子孙千万年不忘”⑤。次年金策高宗为宋帝,以徽宗等三丧及高宗母韦氏归宋,南宋称臣纳贡。其次,南宋士人往往不愿或不敢担当使北之任。如建炎元年(1127)宋廷欲遣徐秉哲充大金通问使,“秉哲不受”⑥。绍兴三年(1133)宋遣参知政事席益使金,席益“以母老辞”⑦。绍兴三十一年(1161)完颜亮为侵宋,欲自中都迁都开封,宋廷不知虚实,议遣称贺使,同知枢密院事周麟之尝于绍兴二十九年(1159)以翰林学士使金告韦太后哀,遂请行⑧。即将出使之际,忽闻金将大举南侵,“麟之大恐”,“卒辞之”⑨。再次,南宋使臣面见金人,常唯唯诺诺,或惊惧怯懦,辱没国体。如绍兴二十一年(1151)巫伋使金,乞修奉寝陵、迎请钦宗及本朝称皇帝等事,金主拒绝,巫伋不敢争辩,“唯唯而退”⑩。绍兴三十一年完颜亮欲迁都,宋遣徐哲、张抡使金称贺,二人至盱眙,见金翰林侍讲学士韩汝嘉,会谈中徐哲“战灼无语”,张抡也战战兢兢(11)。要之,高宗朝不仅是君主怯懦,许多士人对使金亦可谓谈虎色变。《宋史》即论,“建炎、绍兴之际,凡使金者,如探虎口,能全节而归,若朱弁、张邵、洪皓其庶几乎”(12)。究其原因,当源自多个方面,如高宗时期宋金实力的客观差距、宋廷一贯妥协偏安的政策、靖康以来许多士人畏惧金人的心理、南渡初期不少使臣被金羁押扣留的事实等(13)。可以说,除洪皓等个别使臣气节为世所称(14),高宗时期使北士人普遍缺乏图强自振的精神与慷慨豪情,士风是比较萎靡的。

其三,南宋中兴士人使北之际,还能与金人进行各种文化较量。如淳熙七年(1181)张诏使金,金人持所绘身着北地之服的徽宗、钦宗画像至馆,欲行羞辱,张诏“尝识列圣御容,心知其试己也,即向之再拜”,称其“龙凤之姿,天日之表,疑北朝祖宗”,机智还击了金人,“孝宗闻而大喜之”(38)。淳熙十四年(1187)宋高宗卒,金遣使吊祭,次年宋遣京镗等使金报谢,“北人循例赐宴”,京镗因高宗丧礼,“辞乐,北人不从,相持凡十日”,期间金人曾露刃相向,但京镗义正辞严,金“竟撤乐”。京镗力折金人,孝宗极为赞赏,说:“镗此节可嘉。寻常人多言节义,须遇事乃见。”(39)周必大也称赞“京镗奇节”(40)。杨万里记述了京镗“以必死抗之”的使金事迹,称“天下忠臣义士闻其风而说之”(41)。再如开禧元年(1205)李壁使金,金馆伴使论“东坡作文,爱用佛书中语”,李壁当即讽刺说“曾记赤壁词云:‘谈笑间,狂虏灰飞烟灭。’”北使默然无语(42)。

(29)参见王德毅《范石湖先生年谱》,吴洪泽、尹波主编《宋人年谱丛刊》,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册,第5774—5778页;于北山《范成大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31—132页。

(39)《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二《京仲远将命执礼》,第698页。

(17)洪适《盘洲文集》卷六二《题轩唱和集》,《宋集珍本丛刊》,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45册,第411页。

宋孝宗登基前后,宋金关系与局势发生了急剧变化。绍兴三十一年完颜亮亲率大军南下侵宋,不料在长江采石被虞允文督兵击败,完颜亮逃至扬州,被部下射杀,金人退回北方。次年高宗禅位于孝宗。隆兴元年(1163)孝宗命张浚为枢密使,出师伐金,却败于符离。在军事失利的情况下,宋廷于隆兴二年(1164)与金签订和议。但孝宗并未失恢复之志,在位念念不忘进取中原。不过终孝宗之世,包括光宗、宁宗朝,南宋一直未能实现恢复之业。客观地看,主要还是因宋金实力的均衡,《宋史》即论,孝宗“值金世宗之立,金国平治,无衅可乘”(21)。

(81)《范石湖集·石湖居士诗集》卷一二,第156页。

(56)《尊白堂集》卷四,《宋集珍本丛刊》,第63册,第479页。

(63)《涉斋集》卷一七,《宋集珍本丛刊》,第61册,第119页。

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第3174—3186页。

⑧《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九,第3167页。

(90)王水照《论北宋使辽诗的两个问题》,《山西师大学报》1992年第2期。关于此问题,诸葛忆兵《论北宋使辽诗》(《暨南学报》2006年第3期)亦有相关讨论。

(78)《涉斋集》卷一六,《宋集珍本丛刊》,第61册,第116页。

(23)脱脱等《金史》卷六一《交聘表中》,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册,第1444页。

(43)《宋史》卷三七三《洪迈传》,第33册,第11570—11571页。

(26)参见拙文《宋孝宗与南宋中兴诗坛》,《文学遗产》2013年第6期。

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第141—142页。

(82)如哲宗元祐四年苏辙使辽,有《奉使契丹二十八首》,其中的《燕山》:“割弃何人斯?腥臊久不瀚。哀哉汉唐余,左衽今已半。玉帛非足云,子女罹蹈践。区区用戎索,久尔縻郡县。从来帝王师,要在侮亡乱。攻坚甚攻玉,乘瑕易冰泮。中原但常治,敌势要自变。会当挽天河,洗此生齿万。”(苏辙著,陈宏天、高秀芳点校《苏辙集·栾城集》卷一六,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19—320页)

至南宋中兴时期,虽然两次北伐都未成功,但南宋中兴君臣励精图治,始终未放弃恢复中原的理想。在更加频繁的宋金交聘中,一些南宋使北士人展现出图强自振的精神风貌。与之相应,使北诗歌出现若干新的变化:一是使北士人及使北诗人的队伍更加壮大,如洪迈、王之望、洪适、楼钥、范成大、韩元吉、姜特立、京镗、许及之、虞俦、李壁等,很多都是南宋中兴诗坛的重要作家。二是使北诗歌作品的数量更多,出现不少名篇佳作,如范成大的七十二首使金绝句,堪称文学史上的经典,其他作家也有不少优秀作品。三是使北诗歌思想内容更加丰富深刻,如表现对国土分裂、神州陆沉的感慨;描写故国景象和中原遗民,表达黍离之悲;表现恢复中原的理想和慷慨驱驰的壮怀;表现使北行程的艰辛;思索历史兴亡的教训,表达强国与和平的愿望。这些多是北宋及南渡初期使北诗中较少表现的新的内容,体现出南宋中兴时期使北诗人对国家与民族、历史与现实的深切关怀和思考,使北诗歌也因此成为南宋中兴时期诗歌题材的重要开拓,具有鲜明的历史时代特色和独特的文学史意义。

(49)《宋史》卷三六《光宗纪》,第3册,第705页。

其二,南宋中兴士人利用使北机会,积极侦探形势,以图恢复中原。如乾道八年韩元吉使金(34),有《书朔行日记后》称“异时使者率畏风埃,避嫌疑,紧闭车内,一语不敢接,岂古之所谓觇国者哉?故自渡淮,凡所以觇敌者,日夜不敢忘。虽驻车乞浆,下马盥手,遇小儿妇女,率以言挑之,又使亲故之从行者,反覆私焉,往往遂得其情,然后知中原之人,怨敌者故在,而每恨吾人之不能举也。归因为圣主言……愿思所以图之……上深以为然”(35)。韩元吉使金期间细心侦探金国形势,力主孝宗伺机而图。又如许及之,绍熙四年(1193)使金(36)。行至河南商丘,他访知当地“实有戍兵三千人”,便记录下来,并作《宿南京》诗说“虚说营屯五万兵,凄凉无复旧南京。中天王气终当复,千古封疆只宋城”(37),盼望有机会收复宋城。相比此前“使者率畏风埃,避嫌疑”,中兴使北士人不惧艰险的精神与恢复志向可谓难能可贵。

南宋高宗到孝宗朝,政治文化生态发生重要演变,士林精神风貌也产生了显著变化。自孝宗至宁宗前期约半个世纪,社会文化出现中兴的局面。如法国批评家丹纳(H.A.Taine)所说,每个形势产生一种精神状态,接着产生一批与精神状态相适应的艺术品,客观形势与精神状态的更新一定能引起艺术的更新①。南宋中兴时期政治文化生态与士风新变,对中兴诗坛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即表现在使北诗歌题材的开拓。南宋中兴时期,随着使北诗歌创作的勃兴,使北诗成为一种突出的文学题材,以其丰富深厚的时代内涵与新的艺术特质展示了此期特定的社会文化生态与文学形态,具有独特的历史与文学史意义。近年来有关南宋士人的使北活动与创作受到学界愈来愈多的关注②,但目前学者还较少结合宋室南渡后近百年间政治文化与士风演变,考察南宋士人使北活动及其创作的发展历程与代际性变化。因此本文试图文史结合,从历时性角度,就南宋中兴时期士风新变与使北诗歌题材的开拓问题展开较为系统的探讨,以期从一个特定角度拓展我们对南宋中兴诗坛发展演进的历史面貌及其内在动因的认识。

③李辉《宋金交聘制度研究(1127-1234)》,第168—181页。

两宋先后与辽、西夏、金、大理、蒙元等毗邻,大部分时间里与周边政权都是和平相处状态,存在往来交聘或朝贡,即使在出现战争的年代,也不时有使节交往。其中南宋士人的使金活动与文学创作受到学者较多关注,特别如洪皓、曹勋、范成大等人。然而若要更加系统深入地了解南宋士人使北活动的历史变化及使北诗歌题材的发展演进,则须转换视角,进行更为细致的历时性考察。

(20)钱锺书《宋诗选注》,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29—234页。

(76)《盘洲文集》卷五,《宋集珍本丛刊》,第45册,第83页。

(84)《涉斋集》卷一七,《宋集珍本丛刊》,第61册,第119页。

其五,思索历史兴亡的教训,表达强国与和平的愿望。在中国历史上,北宋长期未能收复燕云之地,南宋更失去了中原,成为宋齐梁陈之后的又一个“南北朝”时期,也是各民族冲突与融合的特定阶段。在北宋使辽诗中,已可见有关历史问题与国家兴亡的思考(82)。对肩负国家使命的中兴使北士人来说,除了面对新的现实政治问题,思索历史发展的兴亡大势、古今王朝的成败得失、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也是其中应有之义,而且有了新的内容,情怀更为深沉强烈。他们使北途中每到一地,往往会以诗描写重要战场遗迹,或感怀历史人物的德业成败。范成大堪称典型,其《虞姬墓》《宿州》《雷万春墓》《双庙》《睢水》《伊尹墓》《留侯庙》《羑里城》《文王庙》《讲武城》《蔺相如墓》《光武庙》等皆是此类作品。然后是许及之,作品如《望商山》《赵故城》《涿州》《淮阴县》《文王庙》《光武庙》《曹操冢》等。他们有时也会直接针对宋朝历史。如姜特立《使北》说“略无险阻蔽皇居,底事当时醉寐如。若使贾生参国论,便应咽死更无书”(83),揭示北宋积弱昏蔽而亡国。许及之《灵壁道傍石》称“花石纲成国蠹盈,贼臣卖国果连城”(84),批判徽宗君臣沉溺花石纲而误国。鉴于靖康以来国土分裂、生灵涂炭的历史与现实,他们还在诗中表达了互为因果的强国与和平愿望。如范成大《李固渡》说“向来天数亦人谋”(85)。洪适《次韵初入东京二首》其一说“蓄锐乘机先自治,莫令武库五兵销”(86)。《过穀熟》又指出“遗民久厌腥羶苦”(87);《次韵梁门》写出了“时平且得无争战”的渴望(88)。如上诗作,不仅反映了南宋中兴使北士人对历史兴亡的思索,也表现了他们自治图强、争取和平的愿望,具有特定思想内涵与时代意义。

(37)许及之《涉斋集》卷一六,《宋集珍本丛刊》,第61册,第116页。

有关南宋初期高宗朝三十多年间的宋金交聘活动,比较集中的文献记载主要见于脱脱等《金史·交聘表》。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脱脱等《宋史》、徐松《宋会要辑稿》亦有较多记载。还有一些宋人文集、笔记等保存有相关资料。《金史·交聘表》中有些交聘活动使副姓名未有记载,并缺略一些史事。李辉《宋金交聘制度研究(1127-1234)》在其基础上予以考证,列《南宋国信使表》,补充了不少使副姓名和一些史事③。宋朝使节按其活动主要有两类:礼仪使和泛使。礼仪使承担常规的往来交聘,又称“常使”④,具体活动如贺正旦、贺金主生辰、告哀、献君主遗留物、报谢、吊祭、贺登位、报即位等。泛使又称专使,乃非常时期派出的使节,往往承担特殊使命,如通问、通谢、祈请等。据文献记载,高宗朝礼仪使、泛使活动都很多,包括谋求议和,祈请河南失地及赵宋皇室寝陵地,祈请徽宗、钦宗及高宗母韦氏归宋等重要活动。可以看出,在政治上南宋是完全处于下风的。

(77)《盘洲文集》卷五,《宋集珍本丛刊》,第45册,第82页。

(27)参见赵永春《金宋关系史·绪论》,第3页。

(42)张端义《贵耳集》卷下,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62页。

(24)《金史》卷六二《交聘表下》,第5册,第1473页。

(83)《梅山续稿》卷一,《宋集珍本丛刊》,第48册,第53页。

(45)《宋史》卷三七三《洪适传》,第3册,第11563—11564页。

(21)《宋史》卷三五《孝宗纪三》,第3册,第692页。

(14)建炎三年洪皓使金被扣,留金十五年,始终不屈,归宋后高宗赞扬他“忠贯日月,志不忘君,虽苏武不能过”(《宋史》卷三七三《洪皓传》,第33册,第11560—11561页)。清四库馆臣亦称“皓大节凛然,照映今古”(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七《鄱阳集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53页)。

(31)《宋史》卷三四《孝宗纪二》,第3册,第653页。

(12)脱脱等《宋史》卷三七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3册,第11574页。

(88)《盘洲文集》卷五,《宋集珍本丛刊》,第45册,第83页。

其三,表现恢复中原的理想和慷慨驱驰的壮怀。南宋中兴时期两次北伐,虽然失利,但不可否认此期乃是南宋历史上最为进取的时代。中兴之君孝宗即曾有《新晴有感》诗抒发“神州应未远,当继沛中歌”的远大抱负(66)。一些使北士人也有同样的自觉。如楼钥在光宗初上奏说“人主初政,当先立其大者。至大莫如恢复”(67)。中兴使北士人也在诗歌中抒写这种理想和怀抱。如韩元吉使北,冒险侦探金国形势,以图恢复,并有《狼山》诗说“他年刻石题车马,会遣山前属汉家”(68),表达恢复情怀。范成大使北请求更定受书礼,险遭杀身之祸,赋《会同馆》诗说“万里孤臣致命秋,此身何止一沤浮!提携汉节同生死,休问羝羊解乳不”(69),表现了仗义死节的决心。许及之使北期间也常触处感发,如《入淮》:“好在关河旧,期来日月新。片云无可翳,岂待净妖尘。”(70)《光武庙》:“思汉民心今戴宋,密祈兴运早中天。”(71)即便是政治上较保守的王之望、姜特立,使北之际也有壮气。王之望《出疆次副使淮阴舟行》称“奋身徇主忧,图国忘私计”(72)。姜特立《使北》称“圣主若图恢复计,直须神武取榆关”(73)。可见南宋中兴使北士人虽个性有异,品行不同,但在恢复中原的理想和慷慨报国的怀抱上却很一致,展现出值得肯定的群体特征与锐意进取的时代精神。

(44)《宋史》卷三三《孝宗纪一》,第3册,第625页。

(72)王之望《汉滨集》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139册,第671页。

(66)《全宋诗》卷二三三七,第43册,第26864页。

(73)《梅山续稿》卷一,《宋集珍本丛刊》,第48册,第53页。

(67)《宋史》卷三九五《楼钥传》,第34册,第12046页。

(50)《宋史》卷三七《宁宗纪一》,第3册,第727—728页。

其二,描写故国景象和中原遗民,表达黍离之悲。南宋中兴时期使北士人基本出生或成长于宋室南渡以后,故国景象和中原遗民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但又无不牵动他们的神经,因使北而游历故国,接触遗民,自然极易触动其情感,并写下这方面的作品。范成大《揽辔录》就记述了汴京等地的残破景象及风俗变化,而尤其打动人心者则是描写遗民的笔墨(58)。其诗亦然。如《州桥》:“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59)《翠楼》:“连衽成帷迓汉官,翠楼沽酒满城欢。白头翁媪相扶拜:‘垂老从今几度看!’”(60)均写出了赵宋遗民无尽的守望之情。韩元吉《望灵寿致拜祖茔》也说“殷勤父老如相识,只问天兵早晚来”(61)。楼钥《灵壁道中》描写“古汴微流绝,余民尚孑遗……膏腴满荆棘,伤甚黍离离”(62)。至光宗朝,许及之的此类诗歌尤多,如《入泗州》《灵壁坝》《陈留道中》《朝歌城》《羑里城》《赵故城》《过龙德官》《过赵州石桥》《归途感河南父老语》《避雨渔阳太守庙》等。像《陈留道中》:“道左流民形似鬼,能无百里为分忧。”(63)《过龙德官》:“秋光更向墙头发,似与行人溅泪痕。”(64)写得尤其忧伤凄绝。南宋中兴时期,使北士人有机会深入中原,并用诗歌表现亲身见闻,其诗作比陆游等未到北方的诗人书写故国和遗民的作品更有真实感和写实性(65),具有独特认识意义与文学价值。

(35)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一六,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4册,第322页。

(22)《金史·交聘表》有关宋金交聘记载上存在的疏略,多在金世宗以前,即主要是宋高宗时期,其他时期相对详细。就南宋中兴时期(孝宗、光宗及宁宗前期)而言,可补的宋金交聘史事有十余条(参见李辉《宋金交聘制度研究(1127-1234)》,第141—167页)。因此这里仍据《金史·交聘表》展开统计。

进一步观察,早在北宋时期,与宋辽交聘密切相关的使北诗歌创作就已成为重要的文学现象。对此钱锺书先生有较为深入的观察,他指出:北宋时期一些诗人如欧阳修、韩琦、苏颂、王安石、刘敞、苏辙、彭汝砺等都有出使的诗。北宋对辽低头,却还没有屈膝。这些作家的诗作,都不外乎想念家乡,描摹北地风物,或者嗤笑辽人的起居服食不文明,诗里的政治内容比较贫薄。五代时期中原王朝的那笔陈年宿账北宋人当然引为缺憾,不过并未觉得耻辱。靖康之变后,南宋跟金不像北宋跟辽那样,不是“兄弟”,而是“父子”、“叔侄”,金人给整个宋朝的奇耻大辱以及给宋人的深创巨痛,这些使者都记得牢牢切切,从而形成一种惭愤哀痛交搀的新的诗境(89)。王水照先生亦揭示,北宋使辽诗是宋诗中的一个特殊类别,表现了使臣们不满宋辽现状、屈从这一现状、又为它开脱的诸种心态,从而使他们诗中弥漫着一种隐痛情绪,与唐代边塞诗相比较,它缺乏慷慨之音,少有凛然之气,是一种克制、平和、舒缓的格调,最终未能成为一个独立的题材类型而为世人所注目(90)。自北宋到宋室南渡,由于历史的剧变,宋人的使北诗发生了重要变化,即政治内容与时代关怀的增强。然而在南渡初期,使北诗虽有开创,但使北诗人和诗作有限,使北诗还未成为文学史上的显著题材。

⑩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一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574页。

(51)虞俦《尊白堂集》卷六,《宋集珍本丛刊》,第63册,第525页。

(52)《盘洲文集》卷五,《宋集珍本丛刊》,第45册,第82页。

(55)姜特立《梅山续稿》卷一《使北》,《宋集珍本丛刊》,第48册,第52页。

(65)胡传志先生尝专门探讨陆游诗中失真的北方。参见其《宋金文学的交融与演进》,第142—159页。

(40)《宋史》卷三九四《京镗传》,第34册,第12037页。

(33)值得指出的是,孝宗君臣除了在更定“受书礼”上与金展开不懈斗争外,在其他涉及国体的相关问题上也进行了斗争。如隆兴元年南宋伐金失利,次年与金议和,命魏杞为通问使,孝宗面谕:“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师,三减岁币,四不发归附人。”魏杞北行至盱眙,遇金大将拥兵欲闯江淮,并相胁迫,欲观国书,魏杞拒之。魏杞至燕京,在金廷慷慨陈词,指出南宋才杰奋起,人人有敌忾意,金朝君臣环听悚然。金馆伴使以宋国书称“大宋”,胁其去“大”字,魏杞亦拒之,“卒正敌国礼”,“不发归正人北还”。魏杞使金归来,孝宗“慰藉甚渥”。元代史臣也称赞“魏杞奉使知尊国体”。参见《宋史》卷三八五《魏杞传》并论,第34册,第11832、11846页。

(71)《涉斋集》卷一七,《宋集珍本丛刊》,第61册,第122页。

(19)确庵、耐庵编,崔文印笺证《靖康稗史笺证》之六引《燕人麈》,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99页。

(85)《范石湖集·石湖居士诗集》卷一二,第149页。

(18)曹勋《松隐文集》卷七,《宋集珍本丛刊》,第41册,第501页。

一 南宋初期士人使北活动及诗歌创作

(48)《宋史》卷三九四《京镗传》,第34册,第12036—12037页。

与南宋初期相比,南宋中兴时期宋金交聘双方都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就金朝来看,与宋朝使节切身相关的变化主要有二:一是不再扣留宋使,二是对宋使待遇更加宽厚。如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金世宗诏“上京地远天寒,行人跋涉艰苦”,宋朝来岁不须遣使贺正旦及生辰(23)。这种情况在宋金交聘史上是极少见的。又如宁宗嘉泰四年(1204)宋试吏部尚书张孝曾等至金贺正旦,回至庆都县,张孝曾卒,金章宗诏赠绢、布,差馆伴使张云护送还南宋(24)。宋朝使节路途亡故而金朝为其护丧以归,此前也无先例。这些情况与南宋中兴时期宋金关系缓和及双方军事、政治实力趋于均衡的客观变化是相关的,对改变南宋士人畏惧金人的现象具有一定意义。就南宋来看,如留正所说“隆兴之初士气激昂”(25),中兴之君孝宗励精图治,锐意恢复,逐渐开创新的政治文化局面,也再造了中兴时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面貌(26)。在宋金关系走向中,南宋开始占据更多主动。而在宋金交聘活动中,南宋中兴时期使北士人往往能够全身归来,总体来看士林精神风貌也变得更加振作和激昂。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⑤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二,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291页。

(89)《宋诗选注》,第229—230页。

(1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一,第3202—3203页。

(64)《涉斋集》卷一七,《宋集珍本丛刊》,第61册,第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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