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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再来看看此战的决策过程

文章作者:资讯中心 上传时间:2019-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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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宋体] 讨论过了有没有犯上,其次再来看看此战的决策过程,看看是不是靠了钟伟那一骂和有没有那一骂的问题。

时任5师参谋长的王良太回忆,当3月9日发现靠山屯及其附近敌人还未撤退之后,5师的决策过程是这样的:

师里领导在一起进行了研究决定。在研究过程中,意见有分歧,基本上是两种观点:一部分同志不同意打,认为应该以局部服从全局,在上级没有新的命令时,我们仍然按原命令执行。如果不执行总部命令,在这里打这股敌人,万一影响整个战役的胜利,即使我们把这仗打胜了,那也是因小失大。

而以师长钟伟为首的一部分同志主张坚决要干掉这股敌人。他们认为敌人处于欲退未退之时,从精神上和战斗布署上不一定有周密的准备,而我是一个师的兵力,部队几次下江南都没打上仗,要战情绪很高,这股敌人等于是送上嘴边的肥肉,应该把它吃掉,同时也体现了党中央、毛主席‘在运动中歼敌’和总部‘灵活主动寻机歼敌’的作战精神。我们东进的任务是打援配合兄弟部队作战,到那里能不能抓住敌人还说不准。再说如果我们要放弃眼前的敌人不打,继续东进,敌人也不能让我们这样轻松走掉的,肯定要出来箝制我们。

这样,我们师指挥部边研究敌情、制定战斗方案,边组织部队作战斗准备。尔后将情况电告总部。

看到没有,关于这次“违令”的决策,是“师里领导在一起进行了研究决定”,“边研究敌情、制定战斗方案,边组织部队作战斗准备”,而且“尔后将情况电告总部”了的。从王良太参谋长的回忆中,没找到钟伟暴粗和一个人专断的记录。

同样参加会议的5师参谋处长李岱回忆说:

师里接到报告后,进行了研究,参加的有师长钟伟、政委王凤梧、参谋长王良太、作战科长沈华坤和我,是不是执行总部东进的任务?师领导内部是有不同意见的,并是有争论的。执行吧,敌人已成行军纵队向南撤退,我们如东进势必要穿过敌人的队伍,不展开战斗是不可能的。一展开战斗,是否能马上结束也很难说;不执行吧,总部当时的命令很严,有一个局部与全局的关系问题,影响了全局,耽误了战机不是闹着玩的。师长钟伟认为这里有仗可打,坚决主张在这里打。当然争论双方都是为了更好的消灭敌人,而不是畏敌。

李的回忆中,也说是经过了会议研究,也没有钟伟一个人专断和暴粗的说法。

另一参加会议的作战科长沈华坤回忆说:

对面前的敌人,是打,还是继续执行东进任务,师里几个领导进行了综合分析研究,当时意见不甚一致。师长钟伟同志、参谋处长李岱同志认为靠山屯有仗可打,有敌可歼,且也符合总部机动歼敌的指示精神,主张坚决打;政委王凤梧同志、参谋长王良太同志认为东进是战全局,如不执行有可能影响上级总的意图,贻误战机,责任重大,因而主张执行东进任务。经反复研究后统一了思想,定下围歼靠山屯之敌的决心。并发电请示总部。

沈的回忆同样说到了会议研究,同样没有说到钟伟仅凭一个人专断和暴粗,而且还说到其后的决策是“经反复研究后统一了思想,定下围歼靠山屯之敌的决心。并发电请示总部”的。

另外,5师的战报也说是“经过仔细考虑研究之后”,才“立即下定追歼八十八师的决心”的。

就现在能找到的史料看,从没发现历史上的钟伟是像报告文学中描绘的那样蛮横独断又大暴粗口的,相反,第5师关于靠山屯之战整个的决策过程十分规范,完全是中共特色的决策模式,一丁点的巴顿风格都没有,一丁点的韩复榘风格都没有。

说到这里,便又引出第三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即关于“违令”这样的事,师长说了算还是不算的问题。

就靠山屯之战5师要不要执行东总命令继续东进的决策问题上,师长一个人说了算不算呢?答案肯定让那些“中国巴顿”的制造者与传播者感到失望——不算。

自从1927年9月三湾改编以后,“党指挥枪”这四个字,在中共军队中可一直不是说着玩的。一直到1942年10月以前,我军连以上单位中,不论大事小事、不论军事的政治的,都不是军事首长说了算而是政委说了算的。从1931年11月至1947年2月,中共军队中没有党委制,很长时间内,几乎是政委包揽一切。1942年10月以后,根据新颁布的《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政治工作条例·政治委员工作条例》,军事首长才有了打仗时说了算的权力。该条例规定:“政冶委员在与同级军事指挥员有争执时,除属于作战方面的行动由军事指挥员决定之外,其他由政治委员作后决定,但均须同时报告上级军政首长。”可见,除了作战之外,其他一切事情则全由政委说了算。靠山屯战斗时,中共武装中执行的仍然是这个条例。随着1947年2月开始的在军队中恢复党委制,像5师所遇到的是按东总的命令继续东进,还是留下打一仗这样的大事,又是必须要经过师党委集体研究才能决定的。事实上,从5师当年的战报与当事人的回忆看,他们也的确是这么做的,而且后是统一了认识的。

长期以来,一直到今天,我军的作战指挥原则上都是强调集中统一指挥与积极机断行事相结合的,但请不要误解,这个机断行事,并不是指哪一个师长或团长的机断行事,而是指的某一个下级单位的机断行事。

作为一师之长,什么事才可以一个人说了算呢?这时的师长,在平时,关于部队训练的事可以一个人说了算,在战时,在诸如开进、展开的实施、兵力、兵器的区分、协同动作的组织、攻击重点的选定、攻击时间的把握以及战斗中各个阶段的战情处置等战术问题上,可以不经过党委而临机决断。要不要执行东总命令这样的大事,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作战指挥问题,已经不在师长临机处置的权力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像这样“违令”的大事,师长一个人是说了不算的。

退一步说,即使这真的是一个可以由师长临机决断的事情,即使政委的意见一百个不合理,他也不可能就“毙了他娘卖×的”,哪怕仅仅是说说而已。

在中共军队中,还有一个与国民党的军队、与西方军队都不同且执行的特别严格的铁律,即凡是处置较大一些的军情,是必须要军政双主官同时签署,这个命令才作数的。特别是关于上级命令的贯彻执行和部队调动等敏感问题,就更是如此。如果不能统一领导班子的思想,如果没有政委的签署,单凭军事首长一个人下达的命令,下边也是没人执行的。这就是为什么季振同、万毅、曾泽生等倒戈能整师整军的把部队拉出来,而龚楚、邢仁甫等倒戈却一兵一卒也带不走的原因。

作为一个长期担任中共军队高级领导职务的钟伟来说,面对与他意见相左的政委、参谋长,他可不可能说出“我是师长,我说了算!谁再说走,我就毙了他娘卖X的!”那样的话来?作为一支把“党指挥枪”看作命根子一样的中共军队,在要不要执行上级命令的决策上,能不能踢开党委而由师长拍着桌子或者还挥舞着手枪一个人说了算?一百个不可能。甭管他是谁,要真的是报告文学里描绘的那个水平,在中共的军队里当个班长也许还将就,当个连长都不够格;若真的能够踢开党委而由师长用“毙了他娘卖X的”相威胁来决定他个人说了算,那这支军队根本走不到陕北,甚至根本用不着蒋介石动用大兵围剿,早就自己毁灭了。

钟伟在“违令”决策中,在自己的意见只占少数、又在上级三番五次严令相催的情况下,能够坚持自己正确的主张,冷静地判断敌情,主动又灵活地捕捉战机,项着压力、冒着风险,力排众议,积极向班子中以“班长”为首的其他成员进行说服勾通,及时地向上级提出个人的建议,甚至在师首长的意见暂时无法统一时说出“打错了砍头砍我的”这样的话来,终将全体领导的意见统一到自己的认识上来,是何等的胆识,何等的担当,又是何等的睿智。在与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都不同的坚持“党指挥枪”原则的军队中,这可能只是千千万万个战前决策中的一例,但却是只有共产党的师长才可以有的独具特色的精彩。历史上真实的钟伟比文学作品中的钟伟高出一百个档次,其更具人民军队特色,也更显英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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